咸陽市市民文化中心地處咸陽市北塬新城核心啟動區，南臨五陵塬，北接北塬新城行政服務中心，總建筑面積155，000平方米，包含了不同功能的九大文化場館。
文化中心九個不同功能與性格的文化場館并置在一個共有關系之中，并且同時滿足九個場館各自相對獨立的管理區劃。科技館、減災館、婦幼中心和青少年宮以舉辦各類文化活動為主；圖書館、檔案館、規劃展示館和群眾藝術館以展示與教習為主；而大劇院作為文化中心的核心文化功能，承擔了頻繁的演出與接待活動。與此同時，文化中心還需要配置大量的配套服務功能和停車設施以支撐九大場館日常的使用。龐雜的功能需求、交織的流線系統，構成了文化中心的日常使用狀態，也承載了各個使用方的莫大期許。
度量衡——基于身體的尺度
我們思考的第一個重點是：作為昔日秦文化中心的咸陽，能否從現今普遍的文化敘事的鴻篇巨制中跳脫出來，重新回到“度量衡”時代基于人體尺度的布局謀篇？
在11.9公頃的用地之上，建造一座面積達到十五萬平方米的九館合一的文化綜合體，不僅于咸陽，乃至全國范圍也鮮見先例。超常的規模與寬闊的占地帶來的最大風險便是尺度問題。
我們將除大劇院外的八座場館分為兩個環形組群，一組占據東北，一組占據西南，大劇院則以獨立完整的體量落于兩環交織之處。這樣就將原本過于開闊的場地分解為西北、中部、東南三個尺度較為合宜的區域。同時，它使開放空間以層層交疊遞進的方式鋪展開來：從起始處的沉穩含蓄，到中部的起承轉合，再到結尾處的自然舒朗，完成了從文化廣場、文化內院到文化公園的漸次過渡，這也從客觀上消除了我們一直擔心的對稱軸線關系的出現。于是，設計向一個真正引入日常性的開放場所逐漸靠攏。
九個適宜的體量以相對均質的狀態并置于場地之中，以相似的表情相互對望，每兩座場館間均以平行的傾斜關系產生出若即若離的張力。從而將宏大的歷史敘事轉化為建筑自身的空間敘事。親疏得宜，有度有節，行合趨同，和而不同。
之后，兩組最高處為12.8米的環形的臺地被自然的引入，使原本松散的群落聚攏成相對整體的疊套雙環，帶來穩定和連續的空間認知。大劇院則以獨立完整的體量在兩環交織之處由下部斗狀結構托起，成為略為突出的中心區域。
在這樣一個由合宜的建筑尺度控制的場域中，空間形態均以抽象的幾何形體呈現。相較于本體的個性凸顯，關系的處理就顯得更為重要，這就“如黑白兩色的棋局，棋子本身沒有本質的差別，每個棋子的作用是由進入棋盤后的具體位置以及棋子間產生的相互關系決定的。它們的碼放方式、移動方式體現中國式謀局的智慧”。
文化漣漪——并置產生的交集
我們思考的第二個重點是：咸陽文化中心能否從常見的主從關系與軸線秩序中跳脫出來，實現一種相對分置與并存的狀態，進而將并置產生的交集作為設計的突破點。
文化中心九座場館統和在文化長廊和文化內街的系統之上，文化長廊從地面抬升至12.8米，與環狀的屋頂平臺相通。文化內街從地面下沉至-6米，與地下影城和商業設施相連。這不僅在水平長度上增加延展了九館與外界的接觸面，同時在立體層面上增加與外部的關聯度。
文化長廊應對了咸陽季相分明的氣候特征，保證了全天候的使用可能，這在北方地區顯得尤為重要。三層通高的長廊在各館之間建立起視覺和行為的關聯，同時也形成了真正的空間共享。約占場館面積百分之十的文化長廊成為日常展示、活動發布和觀眾休憩的場所，各個場館的空間界限無形中被擴展到整個長廊的范圍，形成生動有趣的交集。雖然場館各自的公共門廳規模相應縮小，但考慮到舉辦活動時各場館可以使用整個文化長廊的面積，這個提議順利地得到各場館使用方的認可。高達10米的懸掛式全玻璃幕墻將文化長廊與各場館進行空間的分劃，在視覺連貫的前提下，保證文化長廊的共享性不受局部場館閉關的影響。這種做法也避免了一個尺度過大的共享大廳的出現。因為在人流量集中的情況下，一個帶型的、多入口的文化長廊要遠比一個人流交錯的集中大廳有效安全。據說文化中心開館當日進館人數達到三萬余人，文化長廊與文化內街的存在，有效化解了人流量帶給各場館的沖擊。
漫步長廊之中，圖書館的"書墻"、檔案館的"寶匣"、規劃館的"臨眺臺"、群藝館的"八方連橋"、科技館的"綠植墻"、減災館的傾斜墻體、婦兒中心的"清流"、青少年宮的"魔術盒子"和"彩虹橋"漸次呈現，如同不斷延展的文化長卷。
游目觀想——簡單的多樣性
我們思考的第三個重點是：咸陽文化中心的文化體驗能否不再依賴于建筑單體的豐富度，而是建立起立體交織的復合路徑網絡，以實現“彌漫性探索”帶來的豐富觀感。
市民文化中心九館相似的體量與形象在最初的競標過程是頗具風險的，很可能由于各館的辨識度問題遭到質疑。但我們相信九館激蕩起的文化漣漪足以激發擴散成豐富完整的文化圖景。
并置產生的交集，在隨后設計過程中慢慢展示出自發生長的優越性，其產生的豐富度甚至超出了我們的預期。我們所要做的只是因勢利導地將場館多樣化空間與功能需求與這一體系相關聯，便自然生長出文化中心內部無限豐富的空間與形態。
文化長廊在南北區各自場館之間建立連接和共享，將原本空曠場地的劃分為廣場、長廊、門廳等的多層次空間，同時提供了屋面的自由行走空間:從西北的集會廣場可以無阻礙地自然行進至南區文化長廊的屋面，并通過兩環交錯的高差處理自然上行過渡到北區的文化長廊屋面或下行回到大劇院的入口廣場。文化內街是與文化長廊相互耦合的空間系統。
兩者時而并行、時而相互貫穿，在建筑群內部創造出豐富的空間層次。文化內街分為地上和地下兩個層次:地面層環繞大劇院，派生出的天橋自然地通過穿入兩館之間的縫隙與文化長廊相連，下沉的部分直通地下一層，展現出南北八館完整的立面，同時擴展了地下服務空間的開放界面。文化內街內外相連，四通八達，上下穿行，處于多個標高系統的路徑相互跨越、關聯并與九館自身路徑相交，呈現立體交織的路徑網絡。這漸漸趨向于我們理想中的“彌漫性探索”的狀態。
同時,為了增強這個復合的路徑系統的辨識度,我們有意使大劇院的立面產生不同方向的表情變化,有別于南北八館陶板覆蓋形成的統一界面。雙面石材幕墻形成的朦朧界面根據內部的公共空間的位置調整其通透度。這種內部空間抽象外化的方式,使大劇院的立面成為復雜路徑中的參照物。
在這樣的路徑系統中，行進的體驗如同徐徐展開的長卷，景象以步移景異的方式逐漸呈現出來。而最終，這些分別懸置于意念中的對象通過文化精神的法則和能體現這個法則的心靈去組織、去感悟，從而達到所謂"游目觀想"的意境的層面。
清交素友，比景共波
咸陽市市民文化中心刻意規避了大開大闔的激蕩之作，而更關注謀局的智慧，通過合宜的尺度和關系的建立，讓看似簡單的個體相互間因借生長，保持著適宜的距離和張力，不斷發展成為和諧共生的復雜系統，漸次擴展出豐富的空間體驗，這恰如“清交素友，比景共波” [3]的關系，是為關系的建筑學。同時，它用一個完整的謀篇過程證明了在現代城市的功能、規模和體量需求下，中國傳統的謀局智慧的有效性并且展示出其進化生長的潛能。
